2005年2月10日，外交部新闻司前任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曾有“外交名嘴”美誉的章启月，抵达布鲁塞尔履新中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一职。而时间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章启月的父亲章曙也曾担任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非常有
第一次亮相新闻发布台被外电称誉为“北京美人”
1998年晚秋，刚刚卸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一职的章启月，被任命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按上任时间算，章启月是外交部发言人队伍中的第18位，也是中国外交部第三位女发言人。新闻发言人的“兼职”，使章启月一下子成为中外媒体瞩目的“明星式”外交官。
如果从第一次主持新闻发布会的时间算起，章启月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前后时间长达6年差一个月。打破了李肇星担任外交部发言人6年差两个月的最长任期纪录。
1999年1月26日，章启月第一次作为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正式主持记者招待会。章启月的发言端庄、沉着、朴实、亲切，富有女性的亲和力，代表了一种东方的美感；她反应敏捷，沉着坦然，回答总是直截了当，简明扼要――在一些外国记者看来，章启月不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的女性。此后，章启月被外电称誉为“北京美人”。
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主持新闻发布会的章启月，面容相当严肃。可是，章启月却觉得“严肃”是父母赐予自己的这副长相造成的。为了体现中国外交和平、合作、开放、负责的风格，章启月总是有意地以一种平和、自信的姿态去应对记者的提问。实际上，面对记者提问，她也很难有时间去刻意考虑个人的形象，到底该微笑还是该严肃。
“表面上看起来她挺严肃的，实际上她人特别好，对我们十分客气，很和蔼。”中外记者给了章启月“亲切的冷峻”这样一个评价。曾有人评价说，章启月用女性特有的温情、细心和情调，为庄重的外交新闻发布工作增加了亲和力。以往，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章启月经常会走到台前为老朋友解释问题，与新朋友交换名片――她带来的名片常被一抢而光，此时她总是说：“明天，我再多带一些来。”在私下里，台上滴水不漏的章启月能够用最纯正的英语和外国记者聊天，甚至开怀大笑，一改外国记者对大陆外交官严峻僵硬的刻板印象。
这些年来，章启月主持了不下100场外交部记者招待会。让她感到欣慰的是自己主持的发布会没有出现过重大问题，“在这么多的摄像机面前，发言人又是代表一个国家对外的形象。即使出现意外情况，也需要根据我们的总体原则和立场快速地作出反应。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生过在发布会现场我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的情况”。令人称叹的是，无论是在一场发布会中还是把所有的发布会贯穿起来看，章启月回答了这么多记者的提问从来没有出现过前后矛盾的情况。这除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连贯性以外，同时也体现了章启月作为发言人的一项素质。
在近6年的发言人生涯中，中美撞机事件是章启月最难忘的经历：“那次我们实际上有了一个突破，就是第一次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利用多媒体手段来说明中国的立场。当时美国辩称是因为我们飞行员的动作莽撞才导致飞机相撞。于是我们就拿出录像带，在记者会上放，还放了我飞机受损的幻灯片，用事实说话。这种做法是有说服力的。”
章启月自认为属于不太愿意抛头露面，也不太爱说话，尤其不愿意在公众场合讲话的那种人，“如果有一份工作，做得踏踏实实的，我觉得那样是最顺心的”。其实，在得知自己将担任新闻发言人时，章启月总觉得自己并不太适合做这项工作，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被“选拔”到新闻发言人这一位置上的，当时很想找组织谈谈自己的想法。确实，做了发言人以后，个人仪表、谈吐都会成为别人议论的话题，想想也真的是让人别扭。
但是，同在外交部工作的丈夫刘结一却鼓励她说：“你还是试一试，应该去迎接点挑战嘛。”一向服从组织安排的章启月也考虑：是的，既然命运把自己推到新闻发言人这个位置，自己的唯一选择就是必须进入角色。章启月说，后来支撑她，让她觉得“腰杆子很硬”的，一个是“中国的国力”，另一个是“我们的政策得人心”。
章启月认为自己唯一的优势是做事踏实，对于自己的工作，总是认真地准备，力求做到最好。回忆起自己做新闻发言人第一次上台的经历，章启月说：“上台前两天，我晚上紧张得睡不着觉，老是想出错怎么办？记者的问题太尖锐怎么应付？奇怪的是，当我站到台上时，心情反而镇静下来了，由于事先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应对得很自如。”
在日常生活中，章启月更喜欢休闲的衣着，并不喜欢化妆，也不去美容店，认为“那太贵了”。她也没有专门的形象设计师，只是请朋友帮她参谋今天的发布会“穿什么好呢”。章启月最初出镜时是及肩长发，后来有一阵是短发，现在的发型是中等长度的栗色短发，既时尚又精干，这是在私交朋友的建议下，由外交部理发室师傅一手“打造”的。偶尔她也逛逛商场，但不常去百盛之类的大商场购物，因为那里东西要贵一些。
发布会下的章启月和普通女人一样地生活，一样有作为女人的可爱和必须面对的生活难题。章启月每天上下班和普通人一样骑自行车或挤公共汽车，平时出行也是坐公交和地铁。一次，一位到外交部办事的外单位同志，出大门时看到章启月在迎接一位客人，大为不解，问发言人这样一级的领导同志还随便在大门出入？另有一次，章启月骑车下班回家，在路上被一个人认出来了，可他的同伴都讥笑说，亏你想得出来，外交部发言人能骑自行车？
由联合国买单背着小洋书包赴美留学
章启月的父母都是外交官，父亲章曙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是我国在联合国工作的第一批国际职员之一，曾任比利时兼驻欧共体、卢森堡大使，出任过驻日本大使，后来出任过外交学院院长。1949年，章曙走进外交部，在干部司工作时认识了辽宁姑娘薛润吾，两人很快相爱而结为连理。薛润吾与章曙生了四只“风凰”，章启月1959年10月出生，是其中最小的一只“凤凰”。
1972年，父亲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翌年暮春，经中国政府推荐，章曙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事务司副司长。有关方面发现，联合国给国际职员的子女报销教育费，于是就把这个情况报给了国内。外交部考虑后，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一种初步的探索与尝试，决定派遣四名中小学生去美国两年半学习英语。
正上初中二年级的章启月因为父亲是联合国的高级职员而有幸被选中赴美留学，同伴中另一位颇具知名度的是章含之时年12岁的女儿洪晃。就这样，章启月迎来了她结缘外交的起点。遗憾的是，当年的四名稚童如今只有章启月“硕果仅存”于外交部。多年以后当她作为外交部发言人成为公众人物后，很多人还想当然地把她当成章含之的女儿。
到了纽约的第四天，章启月和小伙伴来到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子”学校就读。但是，也许是刚从北京来到西方国家的缘故，在这些思想“正统”的中国孩子眼中，美国学校的一切是那样不可思议――所有学生都穿膝盖上破两个大窟窿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上身穿的小衬衫都印着英文字（后来才知道这叫T恤衫），嘴里还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叫口香糖）；老师嘻嘻哈哈的没有一点师道尊严；最可怕的是开学典礼上怎么也听不懂那哼哼唧唧的摇滚乐……
章启月出国前在初中只读过一点俄文，去了美国以后，就完全像聋子、哑巴，什么都不懂。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几个孩子的英语水平都没有多少进步。
于是，分工主管这帮孩子的张希先（中国资深外交官唐明照的夫人，前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现任全国侨联常务副主席唐闻生的母亲）创造性地提议，让孩子们平时都到美国家庭寄宿就读，周末回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休息和补习汉语。就这样，章启月住进纽约黑人区边缘的一户美国人家中，女房东是“小红房”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她丈夫是个黑人，两口子对章启月非常好。如今，章启月还报得出那个美国女房东的名字。每次去美国，如果有时间的话，章启月都会去看一看现在已80多岁的女房东。
1977年1月，章启月告别了熟悉的“小红房”学校，也告别了中国代表团驻地――纽约西区那幢颇有特色的14层大楼。回到阔别两年半的北京后，章启月很快跨进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插入高二就读。1978年1月，章启月考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为“文革”后“北外”第一批经过统一考试招收的新生。从美国回来以后，章启月的英语口语比较地道，但实际上因为她没怎么学过语法，根基还是不行，她真正的语言基础还是在北外打下的。
离大学毕业还有几个月的时候，章启月考入了第二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这使她有机会重返离开5年之久的纽约。那时，联合国举办译训班专为联合国各机构培养大批高级翻译人才，外交部多位人士都曾在这里接受过培训，如当年曾在朱基、钱其琛记者招待会上引人注目的翻译朱彤女士。
章启月在纽约、日内瓦同声传译的岁月一共持续了五个春秋，回顾这5年的同传经历，章启月曾说“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了外交工作，而且可以说是冷眼看外交吧。每天我就坐在玻璃窗后面，看着代表们吵，代表们争，看他们讨论一个又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子承父业”父女同为驻比利时大使
2005年2月10日，已卸下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一职的章启月，抵达布鲁塞尔履新中国新任驻比利时王国大使一职。这是章启月第二次“踏着父亲的足迹前行”。据知情者透露，这并非刻意安排，而是“历史的巧合”。
但章启月选择从事外交工作，父亲对此有着直接的影响，“我跟父亲真正在一起，零星的时间加起来也只有六七年，而且一般不大谈工作，我的父亲也不太爱说话，所以说这种影响更多的是间接的，是潜移默化的”。随着章启月的工作任务越来越重，她也越来越感受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
章启月的父母从不干涉四个女儿的职业选择，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努力工作。也许是他们深谙外交官工作的艰苦与孤寂，对孩子们长大后是否还做外交官连简单的暗示都不曾有过。
可是，章启月上高二时曾在一篇作文中写道：“将来我想当外交官”，文中表达了对外交官生活的强烈憧憬。章曙看后很吃惊，便问女儿：“你为什么想做外交官？”章启月回答道：“我觉得这工作挺有意思。能代表国家处理各种外交事务，有一种荣誉感。”大概是她的回答说出了外交官工作的真谛，父亲对此没作任何反对的表示。但当章启月真正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她觉得父母内心还是挺高兴的。
1987年结束联合国同声传译的工作回到北京后，章启月进入人才荟萃的外交部国际司。章启月还记得自己在外交部的工作是从分发电报开始的。每天几十份电报，得按照内容、国别分送各个部门。对于这项略显枯燥的工作，章启月做得格外上心：“当时，我大量地翻看、仔细地琢磨，把每份电报的内容全吃透，作为知识积累起来，不但没有觉得枯燥，而且干得还挺带劲。”跑腿、接机、打电话之类的小事样样她都做过。“不要因为事小而不做，不要因为没有回报而不做，踏实地多做些事情，你会得到更多的磨炼，为将来的成功奠定基础。”事实证明，这种积淀为她日后承担重要工作夯实了基础。
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好儿媳的角色
成为知名外交官后，曾有人问章启月：你在家做饭吗？她听后哈哈大笑：“我要吃饭，为什么不做饭！大家觉得我们很风光，其实风光的只是表面，作为外交官，生活的历练更加深刻。”在生活中，章启月也是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普通中国女性，有着女性对于家庭的所有担当和心情。
有一段时间，章启月的父亲生病、公公住院，30多岁的章启月正是忙工作的时候，可儿子当时每个月一次喉炎，每次起码折腾一周。为了保证同为外交官的丈夫刘结一的工作，高强度的工作之余，章启月总是多承担跑医院、陪护的工作。那时候的她，感到特别的累、特别的疲倦，但她默默地承受着，“当时就感觉到这是一种磨炼，但我还是能够用比较好的心情来对待”。酸甜苦辣的人生反而会成为一种丰富的阅历。谈到对人生的态度时，章启月的言语中流露了真诚，“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很多的角色要扮演，不可能都做得完美，我当时只是尽量地去做，包括做好自己的工作，做一个好的妻子、好母亲、好女儿、好儿媳妇。”
章启月非常珍惜家庭的亲情，她由衷地说：“职业女性光事业有成，而家里一塌糊涂，不能算成功。至少在心理上没能达到一种平衡。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会尽量协调好这种关系”。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时，业余时间很少。一有时间，章启月最愿意与丈夫聊聊天，一起在厨房里给儿子做点好吃的：有时候周末早上起床后，章启月与丈夫一块儿煮杯咖啡，看看闲书，看看电视――每当想起这些生活细节，章启月都会觉得特别舒服，特别享受。其实，章启月也不是个爱静的人，她说自己是个体育型的人，比较喜欢锻炼身体，只要有充足的时间，她还会去打篮球、游泳、散步。同时，章启月身上也不乏艺术细胞，听歌儿、跳舞这些文艺活动，她也喜欢。
在儿子考高中的时候，章启月曾推掉了所有工作以外的应酬在家里“陪读”，她要尽最大的努力保持着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每天回家做饭时，章启月都会叫儿子过来帮忙打打下手。自己一边做饭，一边听儿子讲学校里的事情，在聊天中发现儿子一些思想动向，而她在教子时也常采取一点策略，当天发现的问题不直接说，等过几天，再把这事编成别人的故事讲给儿子听，在沟通中给予适当的引导。
如果在北京的话，章启月基本上每周都会和母亲、姐姐还有其他的亲戚朋友聚会。不外出的日子里，章启月每天都会给母亲打个问候电话，如果哪天累了或忘记而没打，儿子就会提醒她：“妈妈，您还没给姥姥打电话！”有时，章启月会说：“没什么大事就算了吧。”儿子则会坚持：“那不行，姥姥会等你的电话的。”其实在这时候，她也挺佩服孩子的善良和细心。
还有一次，章启月和儿子一起骑车去给母亲送食用油，送到后没坐一会儿就离开了。走到半路上，儿子认真地对她说：“我们应该在姥姥家多坐一会儿，我觉得最能表现我们关心姥姥的事就是坐下来陪她聊会儿天。”儿子带给章启月的不仅是感动，也让她倍感欣慰。
章启月的丈夫刘结一先后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北美大洋洲司司长等职，也是一位高级外交官。
（摘自《中国高端访问――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9月版，定价：39.80元。原标题为：《章启月：分享“中国”二字背后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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